導言
《 傷寒論》 的歷史變革
《傷寒論》 原名叫《傷寒雜病論》 。也有人叫《傷寒卒病論》 ，考“卒”字乃是“雜”字的誤寫。
這部書是西元196 年－204 年後漢人張機（字仲景）所寫的作品。
張仲景，南郡涅陽人，約生於西元150年-219年，他的事迹漢書無傳。據唐《明醫錄》載．“甫陽人，名機，仲景乃其字也。舉孝廉，官至長沙太守，始受術于同郡張伯祖，時人言，識用精微過其師。所著論，其言精而典，其法簡而詳，非淺聞寡見所能及。”
東漢末年，連年戰爭，百姓流離失所，導致了疾疫流行，死的人很多。張仲景家族是擁有兩百多人口的南陽大族，在疫情的危害下，還不到十年時間就死亡了三分之二的人口，其中死於傷寒的則占十分之七。
張仲景在序文中曾哀歎地說：“感往昔之淪喪，傷橫夭之莫救”，從而激發了他著書活人的志願。爲了著書濟世，他勤求古訓，博采衆方，廣泛地吸收了漢以前的醫學成就，並給合自己的體會，在前人的基礎上而又有所創新。經過了辛勒的勞動和反復的印證，終於寫出了《傷寒雜病論》十六卷。
這部作品問世不久，就遭到了兵火的摧殘，致使原書十六卷殘缺不全。
西元256年一316年，西晉太醫王叔和搜集了一些殘存之書，進行整理並撰次成篇，但只整理了十卷，對十六卷的原貌已不復見。所以晉以後的《隋書經籍志》 和《唐書藝文志》 只載《傷寒論》十卷，而不再稱十六卷。
到了西元1065年，宋朝的治平年間，政府指令高保衡、林億等人校正醫書，把開寶年間節度使高繼沖進上的《 傷寒論》十卷，總二十二篇，加以校正，同時梓板而頒行於世。在這個時聞，翰林學士王沫在館閣日，從蠹簡中檢得的《金匱玉函要略方論》三卷，也加以校正而刊行於世。
《傷寒論》 是一部什麽書
《傷寒雜病論》本來是傷寒與雜病有機聯繫，相提並論的一部書。自宋治平梓板簡稱《傷寒論》，而林億等人又有十卷論傷寒，六卷論雜病的說法，使人誤解爲《傷寒論》是專論傷寒，而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則專論雜病，這一看法一直流傳至今。
爲了正確理解本書起見，先介紹一下什麽是傷寒，什麽是雜病，以及傷寒與雜病的內在聯繫，方能對本書作出正確的評價。
先說傷寒：傷寒有廣義和狹義之分，《素問·熱論》說：“今夫熱病者，皆傷寒之類也”這句話是指廣義傷寒面言，及於狹義傷寒，則只限風寒，而不包括風寒以外的其他邪氣。
考《傷寒論》 的內容則是主論風寒，兼論雜病，它雖亦提及溫病等證，乃是與風寒進行鑒別，作爲傷寒類證而出現。所以，不象傷寒那樣論述全面，也沒有系統的治法。因此，還不能說《傷寒論》就是講的廣義傷寒。
再說雜病．漢時對疾病的分科，尚無今日內外科之稱，當時對外感發熱的急性熱病，皆叫做傷寒；對傷寒以外的疾病，包括了許多慢性病，都稱之爲雜病。
傷寒與雜病。本來是兩種不同的發病形式，但張仲景把它們共揉一書之中，而相提並論的理由是和以下幾個問題有關的：
1、 因傷寒單純發病者少，而與雜病相兼者則多，故傷寒與雜病合論則全面。
2、人分男女，體有強弱，感邪雖一，發病則異，而且內因是變化的根據，故辨證不明雜病，不明臟腑的寒熱虛實，則亦不能明傷寒。所以，只論傷寒，不論雜病，則不能曲盡辨證之長。
3、有的病人先患它病，後感傷寒，內傷外感，病情雜遝，難求一致，無法用傷寒一種發病形式而統攝諸病。
基於上述的問題，故柯韻伯對此深有體會的說：“傷寒之中最多雜病，虛實互顯，故將傷寒、雜病合而參之，此扼要法也” 。
綜上所述，可以看出，《傷寒論》 是通過傷寒與雜病的具體的事實，以反映它的辨證方法。也可以這樣說，傷寒與雜病必須共論，方能顯示六經辨證以統攝諸病的意義。故柯韻伯又說：“蓋傷寒之外皆雜病，病不能脫大經，故立六經而分司之。”反映了六經辨證以統攝傷寒、雜病這一事實。
同時應該指出的是，《傷寒論》這部書言簡意賅，極盡含蓄吐納之能事，故在辨證說理中有其潛移默化的感染力，起到了文以載道的效果。
另外，還應看到作者在六經辨證中，只講某經之爲病，不講某經之傷寒，把百病兼括於六經而不能離其範圍，所以它只在六經上求根本，而不在傷寒上求枝葉，因而突出了六經辨證的特點。
方中行也認爲《傷寒論》是論病之書，非爲傷寒一病而設，這些提法，確實抓住了《傷寒論》的主要精神。
根據上述理由，說明了傷寒與雜病互相共論以闡明辨證論治之理，本來不存在傷寒在前，雜病在後；或十卷論傷寒，六卷論雜病的說法。學習《傷寒論》目的是在於辨證論治，絕不可降格以求而滿足於辨傷寒之一病。
六經的概念
六經的實質：《傷寒論》以六經辨證爲核心，究竟六經的實質是否存在，在傷寒學中也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有的學者把六經爲病，歸納成六類證候，用以概括陰陽表裏，寒熱盛實等證情，如丹波元堅在《傷寒論述義》中曾說“傷寒論一部，全是性命之書…… 所謂病者何也？三陰三陽是也。熱爲陽，寒爲陰，而表裏虛實，互有不同，則六著之分，於是立焉。”
可以看出，他是把六經建立在陽熱陰寒的證侯之上，而不把六經證候建立在臟腑經絡之上。爲此，他又指出：“至於經絡臟腑之言，經中間或及之,然本自別義，非全經之旨。惟以寒熱定陰陽，則觸處朗然，無不貫通也。”
由此可見，丹波元堅的學術觀點，是反對從《素問·熱論》 的六經理論來探討六經實質的。這種思潮在國內也大有人在，實有加以澄清之必要。
我認爲《傷寒論》的六經，是繼承了《熱論》的六經學說，而有其臟腑經絡的物質基礎，所以，六經是物，而並不是六個符號。如果離並中醫的傳統經絡學說而去解釋六經那是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。因爲從《內經》到《傷寒論》臟腑經絡學說，本來是一脈相承的，如本論的太陽病提綱，先揭出頭項強痛一證，它和《熱論》說的“其脈連風府”的精神而完全符合。
論中除湯液治病以外，還有許多按經取穴的針刺之法。如果象丹波元堅沒有經絡的說法，豈不成爲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。所以，我們不能離開臟腑經絡而去講辨證論治的。
但是，《傷寒論》卻又和《熱論》不一樣。它在六經辨證上比《熱論》有了發展。它不但能辨熱證和實證，而且也辨陰證、寒證和虛證。可以這樣說《熱論》的六經只辨傷寒，而《傷寒論》的六經，既辨傷寒，又辨雜病，從而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體系。
六經是臟腑經絡，而辨證則是臟腑、經絡、生理病理的反映和客觀地分析。由此可見祖國醫學的辨證思想是建立在臟腑經絡的物質上，而決不是空洞和抽象的說教。
六經辨證方法
《傷寒論》在古典醫籍中，以辨證論治的方法見稱。然而，辨證論治的方法，也並不是從《份寒論》開始。觀序中的“並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十六卷”的提法，可見古代已有辨證的專著。日人山田正珍氏說：“《平脈辨證》諸書，今皆不傳”。其實早在戰國時期的《黃帝內經》中的陰陽學說引進醫學領域以後，就大大開擴了醫學家辨認疾病的眼界，並以此奠定了中醫的辨證思想基礎。
爲此，張仲景的三陽三陰六經辨證，以及後世的八綱辨證，無不以陰陽爲辨證之綱，這完全符合《素問·陰陽應象大論》說的“善診者，察色按脈，先別陰陽”的精神實質。因爲診病時，能運用陰陽的辨證思想，就能“知醜知善，知病知不病，知高知下，知坐知起，知行知止，用之有紀，診道乃具”；否則，就“知左不知右，知右不知左，知上不知下，知先不知後，故治不久”。所以，陰陽學說滲透到祖國醫學學術領域的各個方面，它不僅用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、病理變化，而且也用以指導臨床的診斷和治療。
張仲景繼承了陰陽學說，並結合臨床實踐，使之又有了新的發展。《傷寒論》的六經辨證，就是以陰陽爲綱，即用三陽、三陰的陰陽兩綱總統六經。所以，六經辨證應首先解決病發于陰，還是病發予陽。陰陽病性既明，則是治病求本之道，也是以綱帶目之法。然後在陰陽兩綱指導下，進一步探求病位之所在，病情之所屬，病勢之進退，而判明表、裏、寒、熱、虛、實的情況，自可迎刃而解。八綱辨證可以說是辨證中的先決條件。但是，如果只辨到八綱程度爲止，那還是不夠的。因爲它還沒有具體地把人體的臟腑經絡病理變化結合起來，就好象找人只找到了街道，還沒有找到住戶一樣， 仍然不能確切而深刻地闡明各種複雜的病理變化，並進一步指導臨床治療。而六經辨證就怡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，它把八綱的內容落實到臟腑經絡之上，使八綱辨證與髒肺辨證有機地結合起來，從而也就彌補了八綱辨證之不足。
由於六經辨證貫穿著八綱而聯繫於髒附經絡，尤其是以臟腑經絡生理，病理變化作爲物質基礎，使辨證言之有物，而不是空中樓閣。前人在研究《傷寒論》六經時曾指出：“經者，徑也”，據經則知邪氣的來去之路；“經者，界也”，據經則知病有範圍，彼此不相混淆。有了範圍，有了界限，就能使我們在辨證時而一目了然。如見頭項強痛，可知是太陽經受邪，見緣緣面赤、額痛、鼻幹，可知是陽明經受邪；見耳聾、胸肋苦滿，可知是少陽經受邪，見腹滿時痛， 可知是太陰經受邪；見咽痛，可知是少陰經受邪，見擻頂痛、幹嘔吐涎沫，可知是厥陰經受邪。如果離開經絡學說，對上述各個證候的發生與機理，就無法進行解釋。又由於經絡系統的聯絡交會，使人體的五臟六腑、表裏上下、四肢九竅、皮肉筋脈等各個組織器官聯結成爲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， 因此六經辨證也特別注意臟腑經絡病變的表裏相互影響。如發熱、惡寒而脈浮者，是屬太陽經表受邪，若脈不浮而反見沈象，則知太陽表病而又內累少陰。太陽與少陰互爲表裏，當少陰陽氣不足而外感風寒時，可以兩經同時受邪，形成太陽與少陰的“兩感”證。脾與胃互爲表裏，在發生病變時亦相互影響，故有“實則太陽，虛則少陰”的說法，這種病機的相互影響，表現在具有表裏關係經絡臟腑之間聯繫，所以辨證決不能離開經絡，治傷寒須識經絡，不識經絡，······說明了認識經絡的重要意義。
六經爲病傳變
六經爲病不外正邪鬥爭的進退變化，然正氣有強弱之分，邪氣有徽甚之別，因而就有傳經與不傳經的問題。一般地講，凡邪氣由表入裏，由陽入陰，屬於邪盛而病進，若正氣抗邪有力，能拒邪外出，由裏出表，或由陰轉陽，屬於邪衰而病退。但是決定是否傳經，在於正氣的盛衰和治療、護理是否得當，其中尤以正氣的抗邪能力爲先決條件。
辨病邪傳變，對治療和頂防都有現實意義。其辨認方法，正如論中所說：“傷寒一日，太陽受之，脈若靜者爲不傳，頗欲吐，若躁煩，脈數急者，爲傳也”。接著仲景又說：“傷寒二三日，陽明少陽證不見者，爲不傳也。”他說明了分析傳經與不傳經，要從其脈證變化入手，而不是按六經順序自然發展入手；更不是日傳一經，以日而計傳經爲目的。
邪氣傳經的形式，歸幼起來約有三種情況：
1 、一般傳經．如太陽之邪或傳陽明，或傳少陽。
2 、表裏傳經：如太陽之邪，內傳少陰，或少陽之邪，內傳厥陰等。
3 、越經傳。太陽之邪，不傳陽明、少陽而傳于太陰等。一般傳經以外，若其人髒氣不足而又有“直中”之說。直中，指病邪不經太陽、陽明、少陽而開始發病即見少陰證候，就叫做“直中”。這豐要由於陽氣虛衰，抗邪無力，邪氣長麾直入而直接中髒。所以，它比以上的傳經之病更爲嚴重。
傳經以外，還有“合病”，與“並病”。合病與並病的情況，據丹波元堅說：“合病並病者，表裏俱病是也。方其感邪，表裏同時受病者，謂之合病；表先受病，後傳與裏，而表猶在者，謂之並病。合病則劇，並病則易。此合、並之略也”。以上丹波元堅的話，突出說明了“合病”與“並病”的各自特點。由上述可見，凡兩經、三經同時發病，不分先後次第的叫“合病”，合病多爲原發。
合病共有四種：分爲太陽陽明合病，太陽少陽合病，少陽陽明合病，三陽合病。
若一經之病未愈，繼而另經之病又起，而有先後次第之分的叫“並病”，並病多爲續發。
並病有兩種：分爲太陽陽明並病；太陽少陽並病。
三陰經病雖無合病、並病之稱，然確有其實際的內容，這裏不多談了。
《 傷寒論》治療法則
《傷寒論》 這部書是有理法方藥程式的。理，是指六經辨證之理，前邊已加介紹。法，是指治療的方法和指導治療的原則。辨證最終目的在於治療，用什麽方法去治療，用什麽觀點去指導治療，確是臨床上一個重要課題。
《傷寒論》在治法上，確立了兩個前提：一個叫“陰陽自和”，一個叫 “保胃氣，存津液”。
陰陽自和的意義：是說治病求本，本於陰陽，陰陽不和則病，使其陰陽自和則愈。因此，在治療時，要從陰陽的大前握入手得體；
“保胃氣，存津液”的精神、是說治病時要把人、病、藥三方面的關係擺正，其中的“人”是主要的；這是因爲治病服藥、無非爲的是人，因此，治病時就不要傷了人， 因而提出了“保胃氣、存津液”的法則。若沒有這個法則，很可能在治療中先傷了正氣，正氣先傷，則抗邪無力，而導致了邪氣的滋長和發展，則使治療處於被動。
《傷寒論》的治病方法，歸納起來，有麻、桂的汗法，瓜蒂的吐法，硝、黃的下法，薑、附的溫法，芩、連的清法，參、草的補法，柴、芩的和法，則（zhe）、蛭爲丸的消法等等。
中醫的治療八法，從《傷寒論》而體現，後世醫家奉爲圭泉。臨床治療，離不開“八法”的範圍，所以，必須在“法”的正確指導下而後進行處方用藥。
《傷寒論》 的方劑
方劑的記載在現存的古醫籍中，最早見於《黃帝內經》 ，它僅載13方，遠不能滿足臨床治療的需要。到了漢代，由於藥物的不斷豐富與發展，特別是複方的廣泛應用，使方劑學在配伍理論、臨床實踐方面，均有較大的進展。近幾年出土的漢代醫藥木簡，爲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可靠的文物根據。從1972 年12月在甘肅武威出土的一批東漢早期的醫藥簡牘來看，內有醫方30多個，而且幾乎全是複方，用藥約100種，可見當時的方藥已有相當水平。由此可見《傷寒論》 中所載的方藥，並不是張仲景所獨創，但張仲景對於繼承並發揚僅代以前的醫藥學遺産，將理、法、方、藥一脈貫通，開創辨證論治的洽療原則，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。
《傷寒論》 的方劑，上溯岐黃，下逮百世，有方書之祖稱，其主要成就有下述幾點：
1、體現了治療八法，在臨床的具體應用上，莫定了方以法立，法以方顯的理論。
2、組方精簡，配伍嚴密，經億萬人次實踐而療效顯著。
3、方證結合緊密，確能解決“證”的要求，成爲有證必有方的治療體系。
4、組方不拘一格，隨證處施，不偏於一家之見，可爲後世法。
學習《傷寒論》的方法
學習《傷寒論》，主要是學習它的辯證論治的思想和方法，要做到這一點，就必須對祖國醫學的基本理論，特別是有關陰陽學說，臟腑經絡的生理、病理變化要融會貫通。從其臟腑變化的客觀反映進行分析、綜合、歸納，劃分所屬的六經範圍，以制定相應的治法。同時要反復閱讀原文，領會書中精神，記住證侯特點，以及方劑的宜忌，劑量大小和煎服方法與“方後注”的要求。同時還必須把條文之問的關係和意義加以弄清，以增強對原文的深入體會，爲此，第二講專門討論條文組織排列意義。
學習六經辨證方法要結合臨床來學，陳修園主張的看病與讀書結合起來是很有道理的，因爲這樣學習《傷寒論》收穫就大，而且對《傷寒論》 也能有所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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